忆冒效鲁教授 林之鹤

　　今年是冒效鲁教授仙逝30周年。作为名人之后的冒效鲁教授（1909—1988，原名景璠，又名孝鲁，别字叔子，江苏如皋人），一辈子都禀有一种名士风度，虽历经坎坷，却不改其风流气度，行事也迥异俗流，他既有诗人的才华，又具有才子的放旷。
　　冒先生为成吉思汗之后，其先祖冒辟疆为明末四公子之一，其父冒鹤亭是近现代著名学者。
　　冒先生幼承家学，天资聪颖，十多岁写的旧体诗就深得康有为、陈宝琛等前辈的赏识。其父冒鹤亭为诗词大家，对他的诗文也十分称赞，对于冒效鲁先生的诗才，诗界评论说：“才思纵横、笔力廉悍、晚近诗人所能已无不能，是天资迥绝处。”“天资高绝，能为辣手文章，……”
　　冒先生十六岁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，五年后毕业，鳌头独占。1931年，他随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赴苏任外交官秘书。
　　曾应邀出席全苏作家大会，当时苏联汉学权威，对冒效鲁的中、俄文学修养推崇备至，称冒为“平生所见华人中不可多得之通品”。
　　20世纪40年代冒先生任商务印书馆特约编辑，上海商专俄文教授，50年代初被复旦大学聘为俄语副教授，任课之余，每天都要校阅万字以上的译稿，傅雷笑称他：“甘做洗衣妇，为人涤垢裳”。1958年安徽大学重建，他来到合肥。他曾兼任安徽省文学学会顾问、太白楼诗词学会会长、中华诗词学会顾问等职，并先后多次应聘赴上海外国语学院、复旦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苏州大学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讲学。著有《冒效鲁论翻译》、《叔子诗稿》等。（一）1938年，冒先生带着妻女告别莫斯科，取道法国里昂，乘游轮回国，结识钱钟书，两位青年才俊邂逅攀谈，一路谈古论今，在谈到苏东坡的诗歌成就时，冒说：“他还差一点”。其狂狷之气可见一斑，让才华横溢、狂狷相类的大才子钱钟书着实吃惊不小。两人一见如故，成为终生至交，彼此一直联系不断，诗歌唱和不辍。在钱钟书的《槐聚诗存》一书中，钱与冒唱和的诗近二十首；而在冒效鲁的《叔子诗稿》中，他与钱唱和的诗也近二十首。两人往来的书信，冒效鲁保存下来的钱钟书的信件多达数以百计。众人皆知，钱钟书先生惜时胜金，对求见者，不论职位多高，不分内宾外宾，基本上都是婉言谢绝的，冒先生曾对我说：“有的日本学者曾说：‘北京有三宝：故宫、长城、钱默老’”，求见之殷切可以想象，然却难以实现登门求教之愿，而冒先生每次赴京必然登门拜访，两人言谈甚欢。1986年，冒先生与另一位诗词大家、安徽省副省长、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钦点的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”———张恺帆同志赴京参加中国诗词学会成立大会。钱钟书赶去与老友晤谈，结果一谈就是半天。两位老友都知道迟暮之年的这次会晤畅叙是弥足珍贵的，这次竟成了两位挚友的永别。与钱钟书在一起时，冒效鲁是不拘小节的，他曾说：“偌大的中国，有几个能在钱钟书的书房（兼会客室）里抽烟？”其喜悦之情、得意之态溢于言表。除冒外，恐怕也确乎难有他人能在钱先生面前如此放旷不检了。
　　冒效鲁教授精通英、法、俄多门外语，以俄文水平最为出众，有“活字典”之美誉。钱钟书曾笑称：“只此一事，甘拜下风。”《叔子诗稿》出版前，钱为书名题签，落款为：“钱钟书敬署”，可见冒先生在钱钟书心目中的地位了。（二）他对陈毅副总理十分爱戴，非常崇敬。一听到陈毅副总理逝世的噩耗，他老泪纵横。想起建国之初，1950年7月，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日理万机，还不忘登门拜访冒鹤亭，陈对冒鹤亭一再坦言“仰慕已久”，并询问其著述情况，后又推荐鹤亭老为上海文管会特约顾问。还联想起当时，冒效鲁本人先后接到全国不少高等院校之聘去教授俄文，胡绳曾邀请他到国家编译局工作，他最终还是接受陈毅市长的推荐去了复旦大学。1957年陈毅对冒鹤亭、冒效鲁父子的安危十分牵挂，特地派人问及他们俩，1961年视察安大与校领导开座谈会，指名要冒作陪，并与其合影……于是冒先生万分悲痛写下了这首挽诗。
　　一九七二年（壬子）合肥挽陈仲弘（陈毅）七二年一月二日病逝北京从容樽俎却熊罴，想见元戎未病时。
　　奋起戈铤寒贼胆，激扬鼓吹振军威。
　　向阳矢葆丹心壮，谋国艰虞白发滋。
　　磊落光明胸似镜，恨无彩笔状英姿。
　　在这首诗中，他热情洋溢地歌颂陈毅同志———“持枪跃马经殊死，秉笔勤书记战程”的元帅、副总理、外长兼诗人———的光辉形象和襟胸坦荡的高尚情操。1977年，他一听到《陈毅诗词选集》出版的消息，便欣喜若狂，立即赋诗一首。
　　一九七七年吾闻《陈毅诗选》出版吾生为寄耳，念念在君诗。气共山河壮，方犹肝胆披。雕虫小羞技，射虎想英姿，怊怅入天阻，深惭国士如。（三）冒效鲁先生有名士的放浪，对于其同辈人来说，似乎他常常锋芒毕露，是个不太好相处的人。其实这只是表象，他对自己的看法不肯有丝毫隐匿，更不屑支吾其词。他具有吐露真言的铮铮风骨，常常放谈时政，评点人生，总是以深邃的见解和广博的知识见长；他直抒真言，慷慨陈词。20世纪60年代，经历了1957年的“反右”之后，知识分子个个噤若寒蝉，马寅初，梁漱溟因直抒胸臆而被封口，变得忍辱含垢；连陈寅恪、钱钟书这样的大儒也变得沉默失语（钱是真正的智者，取名“钱默存”）了，“默存，默存”，只有“沉默”才能“存在”下去，知识界呈现出一片万马齐喑的萧杀景象；而冒先生则是个难得的例外，他在会上却依然侃侃而谈，放言无忌，一次甚至说：“……，中央里也有派：有留苏派和留法派，如今，留苏派占上风。”此语一出，立即惊煞四座。文革一到，这便成了他的“黑话集”里一条重要罪状。直到传出最高指示里有这么一句：“党外有党，党内有派；党内无派，千奇百怪。”这样一来，就这一条对他的声讨声、批判声才渐渐销声匿迹了。他胸怀坦荡，庐山会议刚过，竟斗胆为彭德怀鸣不平，一度被打成“现行反革命”。文革一开始，他在安大就作为头号靶子被抛出。但他处事不惊、时时以莱蒙托夫的诗句“在风暴中求安宁”为座右铭，以不变应万变。苦难并没有给他带来平实的心态，反而代之以更加尖锐的人生情怀，真是狷介耿直的本性难移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他说：“改革实际上是一场‘文明与愚昧’的斗争。创新往往要毅然跳出故垒，扫除成见。”他对形势的看法和分析是何等透彻、精辟、入木三分，他绝非是那种人云亦云、毫无主见之辈。
　　他同辈中那些言不由衷，虚与委蛇的人往往对他敬畏三分，因为他心口如一，容不得不肯流露心声的虚假之人。而对我这个晚辈后生，他是一位貌似严肃、心实慈祥的长者。一开始，我对他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。后来渐渐熟了，他倒挺主动跟我攀谈起来，向我吐露心中的真实感受：“文革中，损失了不少书，朋友们如傅雷、朱东润、戈宝权等人送的书丢失了，更为痛心的是，许多线装书和名人字画也被付之一炬，有的还是难得的孤本呢”。我便安慰他说：“冒先生，常言道‘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’文革劫难中，像邓拓、吴晗、傅雷，人都不在了，你损失点书画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”听了我的宽慰话，他释然了。有时候，我还跟他开起玩笑来：“冒先生，您这个姓真怪，《百家姓》中有没有这个姓呢？”又有一次，我看了溥仪《我的前半生》（英文版），又跟他说：“我看您的两个外眼角往下吊，有点像慈禧太后的眼睛，您不是汉族人吧？大概是蒙古族人吧？”对我这种不知天高地厚、有失恭敬的提问，他并没有责备我，总是笑而不答，仅此而言，我得到他同辈人难以得到“殊荣”。
　　有这样一位大师级人物可以攀谈，便于请教当是一大幸事，有一次，在闲谈中，回忆起文革中实行的愚民政策———在接受再教育那冠冕堂皇的幌子下，安大教师一度被逐出合肥，下放到和县乌江———那是距军代表负责人戴虹居所（南京）最近的安徽地界；谈到那里的霸王祠；然后又谈及杜牧的《题乌江亭》诗中的“江东子弟多才俊”，我便说：“江浙一带的人才的确是多啊！”冒先生接过话茬随口说来：“你们安徽的人才还少吗？我不用一一罗列，仅举几例：上古期，有老子、庄子、姜子牙和管仲；中古时期有三曹父子（曹操、曹丕、曹植）和华佗；近古时期有朱熹、戴震和吴敬梓；近现代有詹天佑、陈独秀和胡适；当代有林散之、杨振宁和邓稼先。”他特别推崇“千古第一名相”管仲和“前清第一学人”戴震。
　　冒先生曾向我谈到戴震的好学精神，说他幼年时嗜书如命。其实他本人又何尝不是？杜甫诗云“读书破万卷”，冒先生一生读的书多达数万册，而且博闻强记。
　　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人，一生视呵护文化如生命的大才子型学人，他本可以有更多的作为，有许多传世之作，然而却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。他对我说某某学校不是做学问、搞研究的地方。果真如他所说的那么简单吗？只是某个学校的情况尤甚而已。翻开中国当代文化史，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夕的三十年中，一次次政治运动，几乎无一不是重点针对像他这样善于独立思考、绝非犬儒之辈的知识精英，他们差不多全部，在不同阶段受到过程度不同的伤害和折磨，甚至是摧残和凌辱，特别是作为在仇智反智中着重受到整治的大知识分子，一个个被整得斯文扫地，连最起码的做人尊严都被剥夺了。有的被整得早早就撒手人寰；有的虽有一息尚存，苟活度日，却再难有作为。著作等身的程千帆教授不是极其典型的例证吗？文革中早已被逐出杏坛，成了武汉街道里的一介平民；文革后，被当代伯乐、南大校长匡亚民“发掘”出来，请到南大。他重返杏坛，焕发了学术青春，一部部学术专著如涓涓细流从老学者的腕底笔端汩汩流淌出来，为南大中文系直至全国学术界造就出一批批人才，从而为南大中文系铺就了颇具实力的学术梯队，使南大中文系的学术地位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升，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一支劲旅，赢得了海内外的赞许。难道还能说他们是江郎才尽、庸碌无能吗？由此可见，这绝不仅仅是像冒先生那样的众多知识分子本人的不幸和悲怆，而更是整个知识界乃至中华民族的不幸和悲怆。为何不让人说话呢？究其原因，鲁迅先生早就提供了答案：“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们的意见，最不喜欢人家要想，要开口。”鲁迅是多么具有远见卓识啊！
　　冒氏家族，有深厚的爱国情怀。明末四公子中，真正有民族气节的只有冒辟疆。他的曾祖父邑人冒一贯置业的“水绘园”，他重修增饰后，与董小宛缱绻于此，著书立说，“不事清朝，全节而终。”后又由冒鹤亭从他人手中购回。建国之初，这座冒氏祖传的，融诗、文、琴、棋、书、画、博古、曲艺为一体的名园，就归属了国家，它以典型的徽派建筑特色而跻身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国家4A级旅游景区。
　　冒效鲁先生怀着拳拳的赤子之心，1961年会同其兄弟姐妹，将其父冒鹤亭先生所收藏的千余件价值连城的明清书画、古董全部无偿地献给了上海博物馆，而他自己一大家人，在大饥荒中在合肥却生活得十分艰难，他的衣裤连同袜子都补了又补，真可谓是位“穿破裤子的慈善家”。文革中，他的境遇更加悲惨，进“牛棚”、成“牛鬼”、工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部扣发（工资由198元骤减到40元）。而他从未向我提起过他领头捐赠的这项义举，更没有以此炫耀，向我夸示，也从未为此而惋惜过，后悔过。这位集教授、诗人、翻译家、书法家、俄罗斯文学评论家、中国古典诗词鉴赏家于一身的大学者，认为公家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才是书籍和文物的最佳“托命之所。”
　　一代学人中的翘楚人物冒效鲁教授，早已蜚声海内外。如今，对于他，历史不是已经作出公正的判断和评价了吗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