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乡浮沉

　　与大部分同龄人相比，我过早地离开了生养我的土地。
　　我的家乡在内蒙古自治区。我长大的地方处于非草原的地带，没有蒙古包和骏马，只是一个普通的核工业厂区。这里是包头市青山区二〇二厂，坐落于莽莽苍苍、绵延千里的阴山南麓，是我国核工业最早创建的“五厂三矿”之一。
　　那时候家里五口人。爷爷是个老党员，上过战场，身材高大，沉默寡言，是厂里的工人。奶奶年轻时也是干活的一把好手，在田里是妇女生产队队长，做了工人也是金贵的技术工人，没有她搞不定的问题。
　　爸爸师专毕业，在一家进出口公司上班，但公司效益不好倒闭了。他不是干体力活的料，在工地推小推车搬砖，把握不好方向还磕到了门牙，后来几十年一笑就有两颗门牙格外突出。
　　奶奶心疼他每日辛苦，干脆叫他回来，在家跟她一起开托儿所。这件事定下来了，妈妈教书的中学又传来消息，有成人高考的名额。爸爸底子不错，复习了三个多月，竟然就考中了北京的对外经贸大学。奶奶又喜又忧， “双语托儿所”的话都放出去了，桌椅也打好了，不办托儿所肯定不行。
　　爸爸对奶奶说：“妈，我教你单词，不难。再给你留几盘录音带，你跟着学，能教。”奶奶本来就是不服输的性格，一咬牙还真就学了几十个单词，还用水彩笔画了几十张单词卡，苹果、桃子、长颈鹿……五彩斑斓贴了一墙。
　　当时我还只有三四岁，记不得这些。我开始记事后家就搬到了西门外的一套三进的平房。爷爷奶奶住一进，我们家和二爹家各住一进。又过了一两年，二爹结婚了，奶奶帮他买了十几万的楼房，就不住这里了。
　　我和二爹家的姐姐从小腻在一起，后来他们搬出去了，但我和姐姐每天中午还是回奶奶家吃饭、午休，晚上放学也一起回来，在外面和小伙伴们疯跑一阵再回来写作业。但姐姐还是不跟我朝夕相处了，晚上我们不能在床上蹦来蹦去、扯着嗓子唱自己编的歌了。每天我都要站在门口看着二爹领走姐姐，滴滴答答地哭起来，爷爷奶奶跟我说着“明天姐姐还会来”之类的话，可是对幼小的我来说，“明天”已经是遥不可及、难以想象的未来。
　　妈妈在一个学校当初中数学老师，大部分时间都不住在家里。妈妈回家自然是我一个星期最大的期盼，周日下午妈妈从家走的时候我又会哭着送她到房头。
　　我总以为那样的生活就是永远———我会在学校有些吃力地拿中等偏上的分数，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冲到厨房看看奶奶做了什么晚饭；会期待妈妈每周的回家和姐姐每天跟我玩数不清的小游戏；会在盛夏的午后寻觅熟透的西红柿和长长的豆角，从松软湿润的土地中猴急地拔出还未成熟的水萝卜。
　　我没有想到这时候爸爸已经毕业，在北京找到工作、站稳脚跟，正准备接我和妈妈过去住。我在记忆中第一次与他们长时间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是2006年，我们搬到北京。
　　那时我懵懵懂懂，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所谓的离乡，我甚至不明白什么叫家乡。我开始了在水泥钢筋、车水马龙的大都市的生活。
　　我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我已经远离了从小长大的地方的呢？可能是在语文书上看到余光中的《乡愁》的时候，楷体的字纤弱秀美，淡青色的书页像化不开的浓雾。一字一句读去，即使不谙世事的我也若有所失。
　　在北京上了小学、初中后，因为高考户口的问题，我又回到了内蒙。奶奶家原来的平房拆迁了，他们搬到了新建的楼房。我和姐姐回去看过一次，比我印象里凌乱、拥挤了很多。我们曾经在院子里吃杏，核吐在地上，后来竟然长起一颗树苗，我去看的时候已经长到碗口粗了。
　　我知道这里在不久之后会被夷为平地，但当时的我并不十分在意。北方的寒冬凛冽，平房四处透风，远不如楼房温暖舒适。更重要的是，高中的我在题海中煎熬得已经失去怀念和惋惜的能力。
　　故乡的逝去犹如老人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孱弱一点，却永远保持着不声不响的静默。故乡的可爱只出现在语文试卷上作文的部分，在一次次挖空心思、绞尽脑汁的遣词造句中也程式化起来。我竭力将故乡描写得与众不同，以求阅卷老师被我别出心裁的构思吸引，在打分时加以青睐；然而我忘了，我的故乡与千百人的故乡并无差异。
　　去年秋天，我们在西门外的房子终于要拆了，我大一的寒假过年回家，它已经远远地被高大的围墙森严地围起来了。
　　我可爱的小院儿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公主，被以保护的名义囚禁在不见天日的高塔中。童话中英勇的王子应爱慕她的美貌自远方而来，解救公主，一起纵马江湖，快意一生。
　　我呢？我只是那听闻公主美艳但武艺不精、气血不足的凡人，只能在茶余饭后端着碗蹲在门口，与邻居望着塔尖谈论一番公主的倾国之姿。我呆立在那煞有介事地把我的小院儿护在怀里的高墙外，找不到防卫不周、可以让我突出重围的疏漏，也无法跟我的小院儿心有灵犀、里应外合，我甚至不敢在围墙外站得太久———谁家的姑娘在冷风里对着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发呆？
　　小院儿没了，我第一次有了永远失去的感觉。
　　大学的假期没有作业，空闲时间里爸爸经常带我在厂里散步。沿着铁轨走着，爸爸给我讲了刘允斌的故事。
　　刘允斌是刘少奇的长子，1939年夏天远赴苏联求学。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毕业后，他又攻读了核放化专业的研究生。1957年，刘允斌告别了生活了18个年头的苏联，回到了祖国。他主持修建了我国第一个核材料研究室，即核工业二〇二厂第三研究室。
　　在这里，没有人知道刘允斌是谁的儿子，大家只知道他是苏联回来的核专家，他整日埋头搞科研，在实验室一待就是十天半个月，对热核材料的生产、铀化工的发展、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爆炸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　　二〇二厂建厂时为了建设边疆，汇聚了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，不少是留法留苏的大学生。当时，厂区四面有铁丝网和岗楼，岗楼内有武警执勤。厂区与居民区周围有三道封锁线，进厂必须凭证件。我问爸爸为什么现在的二〇二厂已经毫无保密和封锁的痕迹，爸爸笑了笑说，我们现在的国防力量已经足够强大，不用在虎狼环伺的国际环境中艰难求存，躲避强敌的高科技侦查，军工厂的建设自然可以放到光天化日之下。
　　我的家乡啊，在风云激荡、山河飘摇的岁月度过了生机勃勃、硕果累累的青壮年时期，为民族血脉的延续默默倾吐了些许心血，如今太平盛世，它已垂垂老矣，到处都在平淡寡味中显出有点残败的景气。
　　厂里的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像父辈一样几十年在流水线上辛苦，能到市里打工就不在厂里。姐姐从小学到高中都在厂里，大学去了北京。她很兴奋，终于不用在长辈和熟人的眼皮子下生活。大城市人与人之间的淡漠是我厌倦的，却是她渴望的。
　　爷爷过78岁生日，二爹提议出去吃。我们点了一大桌子菜，我吃得津津有味，一抬头看到对面的奶奶，她几乎没动筷子。看到我在看她，她勉强地笑笑，意思是让我多吃。我一下子难过起来。她年轻时泼辣能干是出了名的，四五十岁的时候脾气仍然火爆。我小时候写作业不认真，字歪歪扭扭，她气得夺过我的作业本撕碎，让我一遍遍重写。
　　我隔着一桌热气腾腾的精致菜肴与她对望，她脸上的皱纹和斑点都有些模糊。我离开她已经十二年了，还来不及给她一点点回报，她已经衰老得没有胃口了。
　　我们站在门口告别的时候，奶奶突然扳过我的肩膀，在我额头上印下一个深深的吻。她的嘴唇柔软温暖，一阵酸楚蓦然涌上我的心头。我含混地说了一句“奶奶再见”，转头提起行李箱冲下楼。我没有回她一个亲吻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不愿意直面离别的伤感，不会像刚去北京的时候那样打电话哭着说“奶奶我想你了”。
　　故乡与爱过的人都在千里之外，可思念哪会停止呢？当我怀念它和他们的时候，当然在怀念我们灿烂的时光，但同时我也在怀念那个自己———那个单纯、善良、勇敢，不谙世事却又有一腔孤勇的自己，在平淡如水的生活中奋力保护着脆弱的英雄梦想的自己———那个小女孩，她已经背对着我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幽深的岁月隧道，她离开那么多年了，她有一天还会回到故乡吗？